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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說今天的姿彩媲美當天

2013/09/24

「移民」是個很奇異的詞語:它可以是做三等公民的悲慘生活,可以是在異鄉拼搏的生活,也可以是一個順理成章的身份。

電影《富貴迫人》反映九十年代初香港移民潮的寫照:董驃在一個宴會上,對著幾十個親戚朋友,說自己不打算移民,因為身為香港人,應該投向祖國懷抱,為中國現代化努力,移民是不付責任的行為,與其到外國做三等公民,倒不如留港見証時代變更。董驃完成其偉論後,全場賓客面面相覻,低頭食翅。

二十年的光景已過,我們也見証了這個大時代的轉變,近年人們又重提移民這回事。在我生活圈子的移民,有兩個類別。第一種,移民到香港,如本欄的另一位作者耿春亞,他多年前從國內來港定居,捱過漂泊歲月的煎熬,香港早已是他生活的一部份,他也回不了山東老家,所以會「努力做好一個香港人」。

第二種,是筆者這一類,拿著專業技術簽証在美國的科技行業工作,然後順道由公司贊助申請移民。對這類人來說,最艱難的是第一步放棄香港的家人朋友事業,毅然踏上往矽谷飛機的一剎那。說實的,其實這一步也不是太難,到底,有公司出錢出機票請自己到美國玩一轉,何樂而不為?頂多半年後水土不服,收拾行李再買張單程機會回港就成。至於移民與否卻是小事,反正申請移民時,人已身在美國:某天郵箱裏會出現美國政府寄來的綠卡,心想「好極,下次入境美國時不再需要排那條遊客專用的長龍了」,然後太陽照常升起,稅局繼續抽稅,生活依舊。

相對於董驃時代的移民潮,害怕到外國要做三等公民,洗大餅捱生活的情況,大概不會發生在我身上。說實的,我在加州生活兩年多,說到公民權利,實情是我連加州州長是誰也要不知,我們只覺得這邊的生活很簡單平靜,工作以外,便是開飯。再者,相對於耿春亞對香港的感情和投入,我卻絲毫沒有「努力做好一個美國人」的頓悟。

早前報紙轉述官方數字,指2013年頭6個月有近四千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較去年同期升8%,朋友們都笑述,這個數字很可能低於實際,因為像我這類「先工作簽証、後順便申請移民」的,不需要向政府申報。

廿年前的移民潮有《富貴迫人》,耿春亞有《甜密密》,卻沒有電影描述我的故事,因為毫無戲劇性。「移民」於我這類人來說,是個很奇異的詞語,奇異之處在於,明明它代表著一個人生的重大決定,卻只是生活裏順理成章的一個注腳。

(刊於同日《香港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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