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時間

我一向對別人的睡眠時間／長短很有興趣，因為時常覺得比較成功的人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又或者是很固定的睡眠時間，於是，每遇到新相識的人，這是我其中一個常問的問題。

時常見成功人士說他們只需要睡四小時，早段子在書店裏看見一本書，作者是個日本人，他說自己每天老早就起床，比任何人早回到辦公室，搭火車時一定有位坐， 也有足夠時間安排整天的行程，時間就像比其他人多了。我也曾嘗試過，但，只持續了幾天，沒精打彩的幾天。於是，我就覺得自己會一世冇發達。昨日跟位年輕的 教授閒談，問他讀書時幾點睡幾點起床，他說多是三四時睡十一二時才起床，如果貪心少睡了，只會落得疲累的一天。對極了。

我由中三開始喜愛於深夜工作，因為在深夜不會開電視（過了零晨點半開電視都沒有好節目看），全家人都睡了，家裏很靜，亦因為整個白晝都沒有工作過，心裏儲滿內疚，腦袋沒勞動過，還很精神，零晨一時至四時就是我工作的黃金時間。

於我來說，完美的時間是早上六時至下午二時。還是個學生時，把所有無聊的早當都蹺了，可以下午茶當早餐。

然而，生活在城市裏，卻不得不跟這世界作些妥協，尤其是老細把研究會議時間定為早上十點半，我住藍田，約會於馬料水，九時我便要起床。如果我可以於四時半入睡，那我就只有四個多小時的睡眠。所以，每當見過老細後，我就是常不自覺得在辦公室裏呼呼入睡，直至午飯時間。

連續的八小時遠比斷續的好，晚上的不足只有在日間補救，可是午睡的睡眠質數卻遠沒晚上的好。

其實我很想改變自己的睡眠習慣。首先，要改的大概是入睡時間。有時想零晨二時上床，卻是精神得很。如昨晚，一時許開始在床上看書，未幾就覺得很累，但關燈躺下後卻沒法入睡，輾轉反側最後起床返回電腦前，繼續做早前答應過幫家父公司做的裸𥱊，What’s going on在耳聲循環了三四遍，近三小時，天矇亮，方見倦意。

原本以為今天有機會吃早餐，最後只有雙層魚柳飽餐。

sf is Nerdy

在船山先生處留過言，忘了。今日才發現。原來船山先生文筆了得之餘，還會用vi寫perl。失敬失敬。不知道先生寫的，是perl5，還是perl4，抑或是還沒離娘胎的perl6?

於是我都玩一下這個nerdy test，才不過是mid-rank nerd。而，船山先生卻是the supreme nerd God。

另，又發現原來先生已經有用cocomment，利害！

一年

一年前的今天，我帶著沉重的心情，在維也納的機場上機，經倫敦返港。沉重，是因為對未來的不可知，充滿著恐懼和不安。

歐洲的交通費貴，班次亦疏，然而旅遊書上介紹的好看東西每每只隔幾個車站，時常為了省下一塊幾毫，還有時為了貪快卻走錯路，結果苦了雙腳。旅程四十多天裏，每日起碼走幾里的路，回到又殘又髒的青年旅店，就算是爛透的床，也倒頭就睡。

回港不久就開始工作，每天呆坐幾個鐘苦讀一篇又一篇永沒完的學術論文，悶得發慌，可是驅體卻沒有勞動過，精神得很。那時候，天天失眠，三四時才上床睡覺，但直至天光也沒能入睡。閉上眼會擔心著自己的前途，會想起以前作過的錯誤選擇，會懊惱自己的懶散和自負。這情況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晚上沒睡得好，白天沒精打彩。時常自問究竟自己在做甚麼？那時心裏時常想著：不如不再讀書了，憑自己電腦知識，就算做不到上佳的投資公司，也總能找到份工資不錯又合心意的工作罷；可同時到外國讀書也是自己的心願，起碼，也希望可以到處走走看看世界不要做井底的小青蛙。

失眠的情況一直持續，期間讀過李歐梵的《范柳原懺情錄》，范柳原時常失眠，天曚亮的時候，還是清醒的，滿腦子是過去的日子，對些不復存在的人的物的思念。同意極了，跟其他人相聚時總能掩過心裏的鬱悶，但當夜半無人時擾人的思緒會自然浮現，滿腦子是再不可追的事物。

這情況一直持續至今年二月底，知道有心儀的外國大學取錄我，方見𥌓光，才放下心頭大石。這陣子的心情不俗，早前寫的披爬給接納了，老細也讓我在學校裏做到八月中，可以天天讀不同的書。

一溜煙，又過了一年。一年前，大學最後一年，懵盛盛卻以為自己好很醒，於是爬得太高，結果跌得很重。這年，算是逐漸走回正常的路吧。一年間心裏的轉變很大，卻沒法好好的寫出來。

謹此記念。

介紹香港

誠品好讀這期以香港回歸十年為主題，附送一小書「貪新戀舊　慢遊香港」，感覺就似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旅遊書，或者是如lonely planet一樣的東西。我愛看這樣的東西，試過爬上Pageone找來Hong Kong的LP，翻了幾頁，來來去去都覺得書裏形容的都不是我認識的香港。

這本小書卻是特別，在介紹海洋公園南丫島IFC之餘，也叫遊客到鴨寮街公厠樂民書店公共屋邨，搭小巴食茶餐廳，那才是我生活的香港。

不單如此，字裏行間還隱含著一些對社會的不滿，介紹迪迪尼時會提及它的填海及挖沙工程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會用「遺址」來介紹利東街、會指責政府強拆中環天星碼頭，這通通都是於旅遊書上十分罕有的文字。

才發現小書的文字作者都是廿九几的成員，奇怪的卻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為贊助機構，縱使無可避免地要如其他主流旅遊書般介紹香港，在官方鋪天蓋地全城唱好慶回歸的論述中，竟然給這幾位仁兄在旅發局的爪牙裏找到個位置說話，已是難得。

小書裏關於香港小巴的描述，更嚇破膽：「行走於港九新界的紅色小巴，司機都被懷疑為亡命之徒⋯極速夜行之快感，及香港夜景同時擁有。不建議沒旅遊保險之旅客及有心臟病人士乘坐。」

經典電視廣告

咦，都可以喎。

你是半個電視廣告迷﹗

你有79分，看來某程度上你是半個電視廣告迷吧！ 你喜歡看電視之餘，也有留心電視節目之間所播放的廣告。得到這樣的分數，也許只是有些不太突出的廣告你沒有留意。沒關係的，這不是你的錯，是廣告商拍攝得不夠吸引罷了！：） 老餅廣告測試

老港正傳

回歸十年這題目正打得火熱，處處是十年回顧，連台灣的《誠品好讀》都以香港十年作主題。顯然《老港正傳》亦是食住這條水而推出。

齋看名字，覺得政治意識頗重，我喜歡看這類電影，滿懷希望的走進電影院。甫開場，還看見娛樂圈裏買少見少的社運人士岑建勲，就更抱期望。

本來以為會有甚麼關於香港的扣人心弦的情節和對白，卻只見幾幕左派代表黃秋生與右派代表岑建勳兩個所謂敵對陣營的對話。電影拍得四平八穩，沒有傾左也沒傾右，友人說這樣的電影討好了上面，可以引起香港觀眾些少回憶之餘，上面也會受落。可是，這樣的劇本，真的白白浪費了一個好題材，浪費了這些好好的演員。

電影裏避過了很多香港近幾十年觸目驚心的事件，六四七一都避而不談。香港的電影人時常把市道低落歸究於盜版猖獗，而我更覺得這是因為有很多題材人們都不敢踫，連說句話都諸多制肘，還可以談甚麼創作？

我不會說香港的言論空間愈來愈狹窄，九七以前人們所擔心的言論自由問題於回歸後沒有即時出現，可是，於九十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經濟突飛猛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導演陳果於接受《誠品好讀》訪問時說：「以前香港的電影可賣至南韓東南亞，可惜這些地區現在都有了自己的電影業，香港的市場太小，唯有進軍大陸。然而大陸的意識形態異於香港，我們可接受的電影不代表內地官方會同樣地接受，製作人唯有自行迴避。」對呀，香港的言論自由沒有給多大的壓迫，你可以繼續拍六四天安門痛共產黨，但這樣的電影過不了羅湖橋，賣不了錢。拍電影的人為了生計，只好北望神洲，沒有人迫你，只不過是人們自行迴避。

唉，以前呀馬教授在他的電影課上笑說：「如果要香港的電影業有救，就唔好賣番大陸。」

表面地政治意識很強烈的電影，到頭來左避右避，連製作人也 說：「一切均不過打算以浮光掠影的方法跳接，沒有任何深入探討的企圖。」，究竟是製作人真的沒有企圖，還是現實使他不能有企圖，當然他自己最清濋。香港電影業的問 題，也源於此。

也許，這是正正是電影的主題。或左或右，無論是做放映員的黃秋生，抑或是樓下賣汽水魚蛋的岑建勳，在這個環境下，人人噤若寒蟬，戲院和整個電影業，都逃不過執笠的命運。

無聊野之九—番屋企

時常在地鐵看見一隻隻在飛舞在撲燈的小昆蟲，從東涌站上車，輾轉至南昌站下車，當然它們不會經過閘口，也不會給人查票，亦沒有人能為它們查票，難怪有人說這一類細小的動物（如細菌）是影嚮人類文明的關鍵。我時常搭地鐵番屋企，但，如果一隻飛蛾上了地鐵，它又會不會番屋企呢？如果飛蛾是沒有腳的雀仔，是四處為家的話，那，就改改問題。如果一隻螞蟻上了地鐵（我在Discovery Channel見過蟻巢），過了海，牠又會如何自處呢？

他們會否有動物的本能，可以自行搭番地鐵回家呢？

抑或，他們會求其找個鄰近的蟻穴，以難民身份要求人道援助，甚至索性入籍做二等蟻民？

抑或，他們會找個地方插旗築巢，自立門戶做個SME老闆呢？

又或者，他們會覺得今朝有酒今朝醉，天跌落黎當被蓋，有得食就食，有得訓就訓就算數？

空洞的車廂內，我凝視著飛蛾，對它的未來，充滿著好奇。

別人的西九

Potsdamer platz，是該市最新的商業/旅遊中心。那裏整個地區都很美，有商場，有博物館，有餐廳，還有天幕。世界盃期間，天幕底下掛起了大螢幕，在天幕下，風雨不改地即場轉播足球比賽。德國人對足球也真是瘋狂，在商場外架起個五人足球場，有電視台攝製隊，更有足球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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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北的信義區，陳水扁政府要把台北打造成曼克頓，於是把市政府和一系列外資台資大公司遷進信義區內，也打造了一棟有一百零一層、於台北處處可見的高樓。信義區是個很美麗的地段，高樓林立，但也有足夠的空地製造空間感，處身其中也不覺得局促，唯獨那個地方還沒有地鐵，建築物間也沒有隧道或天橋，雨天時候還會濕腳。

我覺得這兩個地方實在太過相似，它們皆位於市內，都是新的，集商業娛樂於一身。

同時，當我踏足這些地段時，不禁會想，究竟這些於市中心內的黃金地段是如何得來的？在市中心內收地很難，別說要數回一整個地段，單單是一棟大廈的幾個業主反對，也會使收地難以成事。就以創紀之城為例，新鴻基趁工業北移，大手買下觀塘道大量工業大廈，整棟重建為甲級寫字樓，但至今天，商廈間也夾雜著些空置的工廠，可見回收之難。

大陸有決策效率其高的政府，掌權的當然有無上的權力，只要他們可以攞平幾個官商巨賈就可以成事，因為那裏的普羅市民沒有發聲的權利。就算在香港，這個所謂行政主導的地方裏，政府要收回土地也不是易事，更何況是先進的德國？

翻查資料，才發覺原來Potsdamer platz是德國統一前柏林圍牆的原址。二戰以後，德國給列強一分為二，柏林亦給人分割開。然而柏林位於蘇區，於是，兩個意識形態的界限恰恰落在柏林的市中心。東德的蘇共傀儡政府為防止人民逃亡至邪惡走資的西德，用高高的牆把西柏林圍住，圍牆東面百餘米列為「無人地帶」。圍牆倒下後，當然有各方勢力注視著這片於市中心的黃心土地，於是，政府就舉辦了個設計比賽，要把這個地方打造成文化藝術娛樂集於一身的地方，並讓市民參與設計。

另一邊廂，關於台北信義區的資料就不太完備，在網上尋找「信義區」，得來的都是關於那個地方百貨公司的資料，在wikipedia也只略略的說這個台北的商業中心。只有在旅遊書上，有幾句說這地方是 日佔時期的軍方用地，國民黨退守台灣後這是政府用地，於是政府就可以從容地把這地方重新規劃。但是否全部屬實則不能知。出奇的是為甚麼沒有人會對這個地方的有興趣。最可能原因，是掌權的不想人喚起這地方的過去。

不禁使我想起西九。尤其我在Potsdamer Platz，那天下著毛毛雨，又濕又冷，我走進一個建築群內，暖氣湧至，舉頭見天幕。附近商場還有個關於這個地區的展覽，展示了幾個當年參賽的模型。心裏立即想起「噢，原來西九想抄佢！」抄，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只要抄得好。那天關於西九的爭論，我最不明白的是為甚麼要把那個地方建成一個文化藝術區，如果只是簡簡單單的賣地，好讓政府收番幾百億，好讓商家們多起幾個商場，不就是最簡單的解決方法麼？文化中心入坐率已經不高，那為何又要多建幾個演奏廳？維港兩岸的高樓大廈多的是，再多一棟，看慣了也不怎刺眼。